陆谷孙（右）与父亲陆达成
一起当过“牛鬼蛇神”的好友，吴中杰、朱维錚、陆谷孙（左起）
《新英汉词典》同仁合影 左一为陆谷孙
陆谷孙在给学生上课
我们这一代人已经在悬崖边上排著队，等著一个一个掉下去了。
我是1940年出生的，历经多次政治运动，可以说成长于“高压锅”。年轻人之间总是有竞争的，现在表现在学业上，那时候就是比耐压和抗压性，开始逼著自己，算勉强跟得上。但我本性喜欢在大原则指导下率性地生活，最好是“leave me alone”(让我一个人待著)。下乡劳动可以挑百十来斤，但那叫“大力士掛帅”，说你没触及世界观。劳动休息时，因为爱闲步田畴，自言自语背两句普希金，得一諢号“田埂上的小布”(小布尔乔亚)。
我的大学：夹蛆、挑担、挤时间读书
1957年到1962年，我在上大学。当时复旦外文系是五年制，大概有一年多在下乡、下厂、下建筑工地、下码头劳动。可以说领导脑袋一拍我们就得下乡，同时还说不要荒废业务，让我们写贫农老大娘的家史——用英文写。我也经历过最荒唐的劳动，大冷天跑到江湾乡间的粪缸旁边，用筷子夹蛆，这是为了防止开春后蛆变苍蝇。我不知道来年的苍蝇有没有减少，但我一直记得女同学手上全是冻疮。
在各种政治运动和劳动中，学习时间必须挤。难得享受一个完整的暑假，其他同学回家了，我却会从上海的家里回到学校。平时八人一室的宿舍里，就我一个人，物理空间不变，主观却有了一种解放感。我花一个暑假看书，刚开始是看比较刺激青少年的书，像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书、《福尔摩斯探案集》、《梅森探案集》都看过;也看哥特小说，图书馆的Mysteries of Udolpho(《尤多尔佛之谜》)据说直到前不久，借书卡显示只有我一个人借过。
作为一个长在“高压锅”里的人，“文革”对我的思想冲击最大。有两件事情是我亲历的：四姑母家境困难，丈夫被打成右派在安徽劳改，自己在上海一家很破败的民办小学里教书。“文革”一来，她的学生把她当成地主婆批斗。她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，受不了迫害，上吊自杀了。
傍晚，我去收尸，亲眼看到她是怎么自杀的：女厕破败阴暗，横樑很低，身体蜷缩著才死得成——她是抱定了必死决心的。我岳父是苏州第一人民医院的X光技师，割手腕自杀的，还割了颈部动脉，墙上、天花板上都是血，很是惨烈。
做“规矩人”是家传
大学的老师将我引导入英美文学，特别是莎士比亚之门，工宣队将我推入字典之门。但是我最早的中文训练来自父亲，在家我受的是旧式教育——背书，背得最多的是家书类文字和诗词。做“规矩人”是家教，做人做事合法、合道德，负责任、有担当。我研究生时代用英文写日记，里面说到一些朦朧的三角恋情，谁知父亲也在做“蓝铅笔”，受到他的严厉批评。严格管束会让人失去一些自由灵性，但能保证你不做越轨之事。父亲的管束还包括一些物质上的要求。上中学时，我喜欢听门德尔松、柴科夫斯基等等，想花60块钱买个唱机，父亲不准，觉得浪费钱，也怕影响学习。我喜欢打篮球，戴著父亲的手錶满足一下小小的虚荣，父亲派表哥去学校找我，当著同学的面令我将表摘下，回家后还要写检查。我的所有检查以及民国时代起的成绩报告单，父亲都妥为保存，现在传给了我女儿，恐怕早就不知塞到哪个被遗忘的角落去了。
父亲对我最大的影响是精神不能矮化。最近看某位复姓人士的一个视频，展示的是复姓先生去看车展，对著中方工作人员大呼小叫，对方像是个刚踏上工作岗位的小女生，怯生生被复姓骂晕了。这时来了个意大利的外商，好家伙，复姓先生顿时换了副嘴脸，夹著几句破英文，諂媚不及。复姓先生是国内有名的“左派”。这个视频说明此人实际上标准一个“左皮西仔”，外表是左的，内部却是西仔，就是当年父亲教我应该最鄙视的洋奴。他不是老骂“带路党”吗?真到了节骨眼上，还不知“带路”的是哪些人!
父亲言教加身教，使我不会低三下四地去取悦外国人。我自己是学外语的，现在妻子、女儿一家都在国外，但我还是不应他们的要求去申请绿卡。这跟从幼时的教育有关，特别是在农业文明的环境中长大，根子就扎得更深一点。一到秋天，秋虫鸣叫声大起，这时故乡的草木、风物、氤氳，那些说不出的牵引力就会催著你回来。现在骂知识分子的人很多，但也就在这批人中间有化解不开的“故园情结”。这是很难描述的情感，像脐带一样无法割断。
陈丹青讲的“民国范儿”已经没有了。(当然，民国也不全都是好的，就像我父亲说的，逛窑子就不好。)但那个年代作为人的总体风范，还有基本的美学标准，确有不少值得传承。特别在教育界，讲究精神富足，淡泊物质，至少不会穿上名牌，戴上名表，挎了名包，嘴上什么脏话都骂得出!有时我走过精品店，常常想起苏格拉底在希腊的市场里讲的话，“这里有多少我不需要的东西啊”。
我不是什么斗士，只是个遗老遗少式的人物吧
我现在还忙著给学生上课。上学期是每周介绍一本书让学生看，戏称“恶补”;这个学期我让他们写，每周300字都可以，允许下载，但不能占全部文字的三分之一以上，这叫“产出”。好多学生一听有写作要求，跑掉了，但是我相信剩下的学生对语言是有亲和感的。真希望每培养一届学生中会有两三个比较不那么功利。我希望他们语言功底好，英文说写读译流利，文学原著浸淫得深，知道西方文明是如何演变过来的，从希腊城邦到罗马帝国、日耳曼骑士、英格兰清教徒，都能弄清楚。
但是，总体而言，就其佼佼者比较，现在的学生不如过去，这跟整个大学教育的变化有关。大学培养的不是学士、硕士，或者讲技术的术士，而是一个初级的思想者和怀疑者。我当年至少有一点朝这个方向靠近。现在的学生，英文讲起来腔调可以，但是你让他写东西，一出手就看出问题来了，有的是错误迭出。单就技能型的要求说，也难合格。
我们的青年教师也自有苦衷，语言文字尚未过关，急急去专注各种理论派别，不看原著。无论是语言学还是文学都是各种主义，而且我觉得学也没学对，比如，新左派在国外是反对殖民主义、帝国主义的，反对“死白欧男”(dwems)垄断的，反对不光彩的过去，是有进步意义的;但是国内新左派却为并不光彩的过去辩护，虽说打的牌子一样，内里是一回事吗?再说，在欧美做文学，批评讲究identity politics(身份政治)，而我们搞欧美文学，首先还隔著外语这一个大障碍，能一点不读“死白欧男”吗?
在微博上，我是@陆老神仙，至少义务回答了一年的问题。也遇到有些孩子不太像话，连supplier(供应商)是什么都要问，字典上一翻就能找到的。现在国家提出大力发展文化产业，但只看到“管制”，实名制、限娱令都来了。所以，我决定离开微博。开始是尝尝味道，现在尝够了，以后不打算上了。
在网上我还经常被骂，“死老头子”、“老不死”还算文雅的，一些脏话我都不愿重复。当然，你可以说让人家骂好了，但是，我不是斗士，只是一个遗老遗少那样的人物。前段时间，小宝在《东方早报》上写了篇文章讲snob怎么翻译，他认为应该翻译成“装bi”，可以说他的翻译是很准确的，但是我这一代人绝对不会用这个词。用了这个词，似乎整个品格就降了一大截。我也会用“给力”这些词，但是我不会用这种带有脏词的网络语言。
生命只是偶然，最终from dust to dust(尘归尘)
我喜欢孤独、宁静。孤独是灵感的催化剂。在一群人中，如果没有一个可以交心的人，那我就向内，回到自己的精神王国。或者外面热闹得不得了，比如在婚宴上，周围都是人，自己的元神会跳出肉身，看别人也看自己，看著自己的肉身活像一具傀儡。
我把我这简陋又老旧的住所叫做洞穴，人家问“回家没”，我常答“已经回洞”。每天晚饭后散步，路上不时与亲友、学生短信交流，我叫它“walkie talkie”。尤其大年三十，人少清静，每年我都会在日记中记下：今年遇到几人几骑。我的日记会在适当的时候处理掉，沪上某名人出日记时，我就劝过他不要出。日记必然有私密，必然臧否人物，也必然会触犯到制度性的东西。当然，可以删削，编辑，但是那样又有什么意思?
不要把自己当作了不起的存在，你不过是整个世界很微小的一个粒子，生命本身是个偶然，个体的to be，or not be(生或死)都不会对时空长河留下任何影响。对于这一点自觉悟得满彻底的。我们受了一些教育而离不开书本等精神享受，其他人在劳作之后洗澡就睡去了，也是一种存在，所以，写本书、编个字典这样的事情可能有点成就感，但过后一会儿就淡忘了。
现在采访、演讲尽量都推掉，我只想著leave me alone(让我一个人待著)，因为实在对外面的事情很绝望了。学生、学校、社会，这里强拆，那里冤狱，让人变得非常消极，想赶快度过余生。
朱维錚不久前去世了，还好葬礼上没有各种讲话之类。以后我的葬礼就是租一条船，从十六铺开到吴淞口撒掉骨灰，from dust to dust(尘归尘)，然后大家洗洗手回到船舱开一个派对，不许说到陆某人生前如何如何，就这么结束。也省得后人一到清明还要来祭扫。
(上述内容，陆谷孙口述，金雯整理)
陆谷孙，生于1940年，浙江余姚人。曾任复旦大学外文学院院长，是国际莎学讲坛上发表论文的第一位中国大陆学者，《新英汉词典》的编写者、设计者和定稿人之一和《英汉大词典》主编，在学生自动发起票选的复旦大学“十大杰出教授”中，他是得票最多的一个。
7月28日下午1时39分，英汉大词典主编、著名翻译家、复旦大学外语学院教授陆谷孙先生在上海新华医院去世，享年76岁。
老神仙，一路走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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